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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研究
1945 年 12 月 30 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下简称“民进”）在上海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成立。民进中央会史工作委员会编纂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简史》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讲道：“民进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帮助和支持的结果。在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在追求光明和进步的探索中，民进前辈选择了认同共产党的主张，接受共产党的指导，成为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民进成立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支持和指导民进团结人士、创立组织、开展活动，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时任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所说，上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是与统一战线分不开的，深入发展也是靠统一战线。相关研究成果和历史资料也不同程度表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团结引导爱国进步人士、促进保障民进成立等历史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抗战胜利后民进在沪成立的背景 （一）党中央高度重视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共中央对统战工作高度重视，于 1945 年 8 月 25 日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立即召开各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此前一天，1945年 8 月 24 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已就上海的工作，致电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刘长胜、张执一、陈伟达等，指出：“应当以合法的群众运动和个别工人区域在我们实际控制为基础的条件下，以和平（反内战）、民主（反独裁）、团结（反分裂）三大口号来和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包括赞成民主的资产阶级和盟邦人士）……很好掌握统一战线政策，以争取各阶层人民的同情及影响。”同年 10 月 24 日，中共中央要求进一步扩大国统区的统战工作，在《关于和平建设过渡阶段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强调：“要在国民党统治区（例如重庆、上海、北平）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 （二）建立健全领导和开展统战工作的机构。从中共在上海的领导机构设置及其人员安排来看，统战工作已开始纳入其具体的职责范围。1945 年 8 月 9 日，中共上海市委在沪建立，刘长胜任书记。8 月 11 日，张承宗、张执一从淮南根据地来沪，张承宗负责党组织工作和群众运动，张执一负责上层统一战线和文化界工作。张执一回忆：“我和张承宗、刘长胜等先后由解放区秘密来沪，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不久，接到党中央 8 月 21 日发出的停止举行武装起义的电令，起义的准备工作就中止了。此后，我即在刘晓、刘长胜领导下从事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秘密工作，配合长胜同志负责进行工商、文化方面的工作，并从事联系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1946 年 2 月，刘晓受中央派遣来沪主持中共上海市委工作，上海党组织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就近具体指导。
从与广大民主进步人士、知识分子相关的文化界的沟通联络来看，中共的统战工作也直接由中共上海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简称文委）负责，并隶属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统战部的前身）领导。唐守愚、姚溱、梅益等组成文委领导班子，负责文化宣传的工作，且创办和联系如《时代日报》《联合日报》《文汇报》以及《经济周报》《民主》周刊、《文萃》周刊等进步报刊。由此可见，从抗战胜利到 1946 年初，随着中共地下组织的各级领导机构的迅速健全和充实，统战工作也蓬勃开展起来。
（三）呼应求和平、反内战的迫切需求。抗战胜利不久，各民主党派的总部都在大后方，尚未转移到上海、南京。但在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没有一个民主党派在政治舞台上与中共密切配合且发挥作用，对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建立第二条战线是十分不利的。上海解放后，刘晓曾说，当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重点工作之一，即“抓紧群众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愿望，宣传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公开提出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口号，并在上层通过进步刊物及各种民主团体开展统一战线”。民进的创始人之一、中共党员梅达君也曾回忆，根据当时的形势，“要赶快在上海进步人士中间组建一个新的民主党派，一要为应付马歇尔的约见，二要呼吁民主，唤醒上海人民，揭露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这是当时在政治上非常迫切需要的一件大事。”
二、广泛深入团结联络民主人士，酝酿成立民进组织 （一）宣传对时局的认识与政策，深入开展联络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共在上海的统战工作已未雨绸缪。据参与过民进创建工作的中共党员温崇实回忆：“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4—1945 年新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曾借贺新年的时机向社会文化界知名人士预报即将胜利的喜讯，马老、却老、建老、林汉达、许广平、柯灵同志等前辈都曾收到这份贺年信。” 而在抗战期间，民进创始人之一的马叙伦长期蛰居上海，化名邹华孙，取中华民族之子孙之意，因其高风亮节、坚决拒绝与陈公博之流合作，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敬重，他也因此成为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枢纽式爱国民主人士。经常与他往来的民主人士有来自文化、教育、出版等各界的周建人、郑振铎、许广平、柯灵、傅雷等。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在中共与马叙伦的秘密接触过程中，中共党员姜椿芳、梅益，以及参与民进创建的著名翻译家傅雷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80 年代初，姜椿芳曾应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史资料征集小组之约，写了《解放戰争时期的几项统战工作》一文，其中谈到，抗战胜利前夕，傅雷经常邀请一些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谈文学、音乐、戏剧、数学、建筑、工业等专门性的问题，以望为抗战胜利后的刊物预先准备文稿，姜椿芳也常受邀参加。一次，傅雷对他说，日本投降后，马叙伦曾主动找傅雷聊天。从学术聊到时局，“对国民党的行径颇为愤慨，对解放区共产党的艰苦奋斗，十分称赞，马叙伦很想找点关系，了解一下中共对今后局势的态度和打算”，傅雷答应可找“左”派人士探问一下，遂拜托到姜椿芳。姜椿芳得到这个重要信息后，在请示上级同意后，推荐了梅益前去接触。很快，傅雷安排梅益到马叙伦家中会谈，“在他家二楼的书室里会面，梅益向他们二人谈了解放区的情况，以及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和今后建国的意见”。一两天之后，傅雷又要姜椿芳邀请梅益到他家和陈叔通谈话，“这次谈话，也很融洽。马、陈等都以能够会见共产党人，得到第一手材料为荣”。由此可见，中共党员姜椿芳敏锐地发现了马叙伦追求进步、希望了解中共方针政策的愿望，做了关键的“引线人”，而中共党员梅益则直接实施了这些走访和商谈。梅益后来也回忆道：“在和姜椿芳、林淡秋接上关系后，我们商量了进一步加强《时代日报》的宣传报道。……我还和《民主》周刊的马叙伦、《文萃》的孟秋江保持经常的联系。” 梅益与马叙伦等人建立起定期的沟通渠道后，彼此间了解进一步加深，也促进了日后的相互合作。后来，随着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反对发动内战的社会舆论日益高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决定发动一些社会上层知名人士向国民党提出和平建国的呼吁。姜椿芳动员了在沪的几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如陈陶遗、张国淦、刘厚生（刘垣）等呼吁和平，又在征得马叙伦、陈叔通、张元济等的同意后，推送 6 人联署发表声明：要求国民党当局和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各界开明人士合作，不要轻启战端，和平建设新中国。这份声明在全国形成了较大影响。傅雷称此即“民主促进会”之酝酿阶段。
（二）指导创办进步期刊，为民主人士扩大社会影响搭建平台。在民进创建的过程中，《周报》《民主》等进步刊物起到了扩大社会影响、凝聚思想共识的历史作用，而这些刊物的创办正是依靠了中共的大力指导和支持。梅达君曾回忆：“我们又协助办起了一些刊物，如《民主》《文萃》《周报》《文汇》等。我们在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内容是我们共同商议后，由马叙伦执笔，并用马的名义发表。”其中，中共党员徐伯昕、蒋天佐、艾寒松、郑森禹、董秋斯等也积极参与了这些刊物的出版、编辑和发行工作。
1943 年冬，柯灵萌发了在抗战胜利后创办一份政治性刊物的念头，并曾与唐弢、刘哲民酝酿，暂定名《自由中国》。因此，他从杭州回到上海后，就立即开始着手，后改名为《周报》，并于 1945 年 9 月 8 日正式创刊。这是抗战胜利后，上海最早问世的进步刊物。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紧锣密鼓的“假和谈、真备战”行动，《周报》打出“加强团结、实行民主”的旗帜，提出“惩治汉奸，整顿经济，安定民生，重建教育，振兴文化，取消一切侵犯人民权利的法令，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战后人民最低要求。《周报》第 15 期还发表“昆明‘一二·一’血案实录”特辑，以大量文字和照片报道了1945 年 12 月 1 日发生在昆明的军警镇压反对内战大学生的血案，揭示了反动黑幕，披露了事实真相，引起社会的极大震动。此外，《周报》还凝聚了强大的作者阵营，包括马叙伦、郑振铎、周建人、许广平、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傅雷、李平心、宦乡、林汉达、夏衍、吴晗、柳亚子、马寅初、巴金、田汉、钱钟书、杨绛、严景耀、费孝通、陈白尘、梅兰芳、黄佐临、乔冠华、楼适夷、施复亮、李健吾、丰子恺、丁聪等，其中很多位后来都加入了民进。《周报》充满
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不断揭露国民党当局压制民主运动的暴行，向全社会呼唤“要和平、反内战”的声音，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和拥护。
在柯灵等人筹办《周报》的同时，为使邹韬奋当年创办《生活》周刊的传统得以延续，中共党员徐伯昕多次找到邹韬奋生前的亲密战友郑振铎，商议一起重办一份周刊，并得到了郑振铎的热烈响应，决定将这份周刊定名为《民主》。时任《民主》发行人王丰年曾撰文回忆：“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后方的文化人纷纷回到上海，并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内战、争民主、争团结的斗争。此时，抗战以前的进步刊物早被查封，急需要创办一些进步刊物，……以继承邹韬奋先生办的《生活周刊》。……为了防止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和便于登記，不用《生活周刊》的名称，而改用《民主周刊》。”在办刊过程中，徐伯昕先后给郑振铎配备了几位得力编辑，如中共党员蒋天佐、艾寒松、董秋斯等。1945 年 10 月 13日，《民主》正式创刊。郑振铎在创刊号上发表《发刊词》，坚定地表示，“该刊是一个‘无党无派’、‘没有任何的军队或政党支持’的刊物”，“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要毫不含糊地为民主而斗争。” 在与中共取得联系后，马叙伦通过进步报刊发表大量文章，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之中。当时《周报》《民主》几乎每期都有马叙伦的政论文章，有时一天要刊登二三篇。据统计，1945 年 10 月至 1947 年 3 月期间，马叙伦在《民主》《周报》《昌言》和《文萃》等四大刊物上共发表了 106 篇文章。这些文章不断揭露、抨击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呼吁和平、民主。同时，马叙伦也经常组织各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相聚，纵谈国是。民进成立后不久，马叙伦在一次谈话中回忆道：“自从胜利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不期而然地常常凑在一起，闲谈中不免涉及当前的政治问题，想找一个国家民族的出路。……单是空谈仍不能有补于实际，于是刚在前几天我们谈起了组织一个‘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 三、直接参与协助指导，推动促成民进的创建与发展 （一）发起与指导民进组织的成立。1945 年 12 月 30 日，民进在沪成立，签名出席的有马叙伦、王绍鳌、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梁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马木轩、徐彻、徐相任、章惟华、胡国城共 26 人。民进的成立与中共的全程领导、具体指导密不可分。在民进的发起人中，有不少是中共党员。据统计，参加 1945 年 12 月 30 日民进成立会、1946年 1 月 2 日民进选举会的中共党员有王绍鳌、徐伯昕、张纪元、梅达君、孟秋江、董秋斯、万景光等;有些民进发起人虽不是中共党员，但一直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保持着密切关系，如曹鸿翥、陈巳生等。
关于开展的具体工作情况，梅达君回忆，当时他以东方联合营业公司总经理的公开身份，与赵朴初、陈巳生、冯少山、谢仁冰等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频繁接触。当“提出组建一个新的民主党派组织的时候，水到渠成、一拍即合”，随即梅达君又与马叙伦共议，“决定以马老为首的文化、教育、出版界民主人士与以王绍鳌为首的工商界爱国人士联合起来，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
（二）团结与联系发起成立民进的爱国进步人士。上海沦为“孤岛”后，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广泛团结，商谈救国之道，形成中共领导的外围进步政治组织。为抗日救亡，文化界爱国进步人士经常在一起以“聚餐”名义集会交流。如著名的“星期二聚餐会”，即每周二晚上，在八仙桥基督青年会九楼聚餐，漫谈时事形势，赵朴初、雷洁琼、严景耀、许广平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后来，雷洁琼和严景耀又参加了新新公司经理萧宗俊在家里举行的“星期六聚餐会”，参加这个小范围聚餐会的都是进步人士，最大的特点是公开邀请中共党员在聚餐会上讲述国内外形势。受中共委托从事对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物的联络工作的中共党员王绍鳌，当时就以开明爱国人士的身份公开出现在各种场合，他与陈巳生、谢仁冰等上海爱国进步工商界人士组织了“星期五聚餐会”，商谈救国之道。这些聚餐会，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共领导参与、团结进步爱国人士的政治组织。抗战胜利后，这些组织中的中共党员继续发挥作用，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并有...
